一怀衷肠 满腔温厚 ——读刘益善小说集《金手镯》

发表于 讨论求助 2023-05-10 14:56:27




  深深浅浅的金色碎点在油彩的层层渲染下延伸向远处,那里应是一条河,月白、水绿的交杂中似能听得细浪跳动的声音,而对岸大概有一大片芦苇在摇曳——这是刘益善中篇小说集《金手镯》的封面。一开始便被其封面设计所吸引,深入阅读后更是感到如其封面之画一般自然温和、动人至深。

  刘益善的创作风格内敛而温厚,情意真挚而不铺张,无论是其小说、散文抑或诗歌写作,都保持着自己从容而舒展的步调,是在当下功利浮躁的环境中清流高士一般的存在。但他并不是超然物外不问红尘之人,他心中怀着的是一腔赤子之心,真情在他的笔下从《向阳湖》中流淌出来,在《巫山》脚下娓娓道来,又在《河沙场》里发出叫喊……他的心牵挂着各色小人物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用文字勾画出一幅幅生存图景,他的文字散发着独有的温厚的审美烙印。


1

   人物:本色温良,丰而相异

  刘益善在他的小说中塑造了形神各异的不同类型的人物,而无论良善温和之人,还是追名逐利之辈,作者都没有将其作为扁平的人物符号来对待,每一个人物都有其命运遭际,使得读者在了解人物行为的前因后果之后,都会为他刻画的丰满人性而感慨不已。塑造最多的便是农民形象,这也与他生活成长的根基密切相关,作者曾经说:“我是个农民的儿子, 我的写作一直是围绕着民生关注着民生的。”由此而来,作者对农民的关注与描写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他关注底层农民群体的生活变迁与个人诉求在历史大潮中产生的命运巨变,交织着人性的种种光华。《向阳湖》是作者的代表作,讲述了湖北咸宁向阳湖的开垦历程,从老矮这个普通农民的身上投射出人们为了生存而做出的种种努力,见证了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下民工们的无奈、压抑与反抗。为了参加四人排,为了与心爱的姑娘有相处的机会,老矮不惜给大旺还赌债,以求得替换大旺的机会;为了挣得工分与进度,老矮不分昼夜地翻土挑泥,甚至在梦中都时刻准备着一跃而起冲向前线;即便是天降大雪,也不顾高烧,疯魔了似的赤脚进行工作:

“我们看到老矮光着头,赤着脚,棉袄上系着那条又旧又破的围巾,正趴在土塘里的雪地上,双手不停地扒雪。老矮的脸通红,雪花朝他身上洒着,洒到他的脸上额上,很快就成了水滴。

  任桂桂怎么劝说,拉他,他都不吭声,两只手像两只筢子,飞快地把积雪扒得纷飞起来。积雪被他扒开了,黑色的泥土在他身后露出来。”


  老矮的意识中已经将完成任务、追赶进度当成了第一要务,甚至根本不顾及自己的身体是否能够承受如此恶劣的环境与超乎常态的体力劳动。在他眼中似乎就像广播喇叭里天天播放的曲子《下定决心》一样,努力工作便可以做到人定胜天,就可以挣得给喉包爹看病的钱,就可以光明正大地向桂桂表明心事。《向阳湖》还留下了老矮的爱情,他小心翼翼地关照桂桂,生怕桂桂被别的男人打动,而当桂桂为他捂脚时,老矮又扭捏而不知如何与桂桂相处,觉得自己看到桂桂的身体都是对她的亵渎。这不正是一个淳朴善良的男人初次尝到爱情的滋味时,所表现出来的小心翼翼么。然而,老矮的爱情与他对生活的期待最终埋在了向阳湖潮湿的黑土之下。刘益善的小说并没有仅仅将视角停留在个别人物的身上,还将民工的群像在个人背后呈现出来,民工团长陈毛子的苛刻,泽林的沉默少语,桂桂的善良坚韧,又或是在饥饿折磨下不自觉地“炸塘”抢鱼的人们,他们所有人的矛盾与挣扎,都是农民群体生存状态的写照,都是充满张力的人性表达。

  其次,有一群不再靠土地吃饭的普通人,也在为生活而东奔西走,他们也在各自的命运中走向不同的结局。《河沙场》中,牛老七为了让胡成进的运沙船多给自己的河沙场运沙子,在进行心理斗争后,不惜将自己的弟媳妇春儿当作筹码去引诱胡成进,而春儿为了供自己的弟弟上大学,选择了依从这一提议。他们瞒着耿直的牛老九,最终纸包不住火,愤怒的牛老九将胡成进推下楼摔死。小说在牛老七的叫声“我的河沙场啊”中戛然而止。利益的驱动,让牛老七在他利欲熏心与罔顾人伦的道德选择中亲手葬送自己的河沙场;情色的诱惑,让胡成进最终玩火自焚,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春儿的悲剧更是令人唏嘘,她出生于穷苦农民之家,无法担负弟弟高额的大学费用,只能选择出卖自己的美貌与肉体换得亲人求知的渴望。春儿对老九的感情毋庸置疑,但亲情与爱情的两难挣扎将这个美好女子与她丈夫的一生葬送——春儿的婚姻无疑已被出卖,而老九也因此背上了一条人命。生活的艰辛将每个人吞噬其中,他们都做出了各自的选择,也因为前因的铺设而自食其果。

  《金手镯》则将目光投射到“”这一特殊的边缘人群。她们往往是因为老家的穷困而进城务工,却因身无长处寻不得工作机会,只能操起皮肉生意。在小说中,作者甚至没有告诉我们她们的名字,只以胖女和瘦女代称,甚至没有她们的任何外貌体征描写。两人在招揽不到生意的境况下,又被王七欺骗,生存之艰难雪上加霜,铤而走险之下,杀了熊婆婆而谋财金手镯。生活却又开了一个极其残酷的玩笑,金手镯是假的。胖女和瘦女不是利欲熏心的人,她们只是想念老家丈夫和孩子的普通人,只是想攒点路费回家过年的妻子与母亲,然而生存的困境逼得她们犯下罪孽,在城镇夹缝中苟且求生的两人相依为命,何尝不是人性冷暖与无声现实交杂的牺牲品呢?

  此外,作者也塑造了知识分子这类人物形象。在他笔下,并非展现知识分子超然出尘而埋头学问的一面,在面对生活悲剧时的人性变化依旧是作者刻画人物时不变的焦点。《巫山》中的严峻生青年时期便遭妻子背叛出轨,未过几载,懂事优秀的女儿竟然突患绝症与他阴阳两隔。绝望的严峻生无法正常工作,亦失去正常社交的能力,在痛苦的心情中他怀抱女儿的骨灰盒踏上了两人未成行的三峡之旅。作者没有回避高知分子的人性阴暗一面,“啊,还有一个女人跑到神女峰下立着呢,她是谁,她怎么是陈娜?是陈娜!是她,那个贱女人,无耻的女人,那个自荐枕席,朝云暮雨的女人!”遇见神女峰的时刻,严峻生内心压抑不下的激怒全化作内心的怒吼。这样疯狂的控诉与辱骂竟然出自一个教授,看似不可思议的内心语言,细想之下却恰恰是人物最真实的本性表现。当遭遇爱情背叛,爱女离世的双重打击之下,个人的内心早已如火山般涌动呼啸,一切平静的表象都预示着暴风骤雨般的发泄。若不是将严峻生内心的辱骂淋漓尽致地呈现,我们何以能感受到生活的残酷如斯——悲剧之殇竟然能将一个温文尔雅、善良敦厚的教师逼得心神恍惚,乃至破口大骂,生活于他该是怎样的阴郁!作者选择将严峻生面对厄运的孤僻、迷茫、激愤,到在旅伴的鼓励安慰下逐渐苏醒,重树自我的过程一一展现,正是尽职地将人物的多面性如实展示。也只有在历经挣扎与彷徨之后收复的清明,才更见人性坚韧的可贵,令人更为珍视结尾处的点点光亮色彩。

  刘益善的小说往往在塑造主线人物时不忘配角人物的描画,因此小说虽篇幅短小,而人物个性却一一鲜明。同时人物的命运选择与其出身遭遇是息息相关的,在一步步的言行中多方位地塑造了立体丰满的人物形象,他们都带着温良的本性,在困境中有的人选择堕落,有的人走向绝处,有的人奉献生命,有的人终获新生……也正是如此丰富多彩的人物塑造,将现实生存的百态长卷栩栩如生地刻画出来。


2

   

语言:平实质朴,简而有力

  刘益善的小说语言带有极鲜明的个人特色,描写平实质朴,修辞不求富丽,但在作者的精心打磨下,简洁而有力,无论抒情抑或叙事,总是切中肯綮。

  环境是作品生长发展的空间温床,文学作品中的环境构造事关作品的完成状况,任何人都是在特定的环境中生存的,出生润泽灵秀之地的人自然会拥有柔婉的气息,而出生艰险贫瘠之地的人身上则多了坚忍奋斗的气质。只有与环境中的因素相协调,人物的命运发展、性格逻辑才有了依附之所,令人觉得真实可感,触动读者情感深处的共鸣。刘益善出生于江城武汉,自记事起便在江河之畔生活,他笔下的“水”元素有着不同的侧面,与人物的活动息息相关。

“牛老七像头磨道上的驴,围着光溜的河沙场转来转去。间或,他停下步,看看浑黄雄阔的江面,晴天暑日,涛浪不兴,四层楼五层楼的江轮上往四川,下去上海,唱出悠扬的汽笛。冒着黑烟子的拖轮,轰轰轰地爬行着,几只木船只敢依着江岸,如散步般地航行,木船上安装的柴油机啪啪地叫着。”


  长江自古便是航运往来的要道,开篇便将牛老七靠江贩沙的主线背景交代清楚,又同时以长江航运的繁忙有序衬托牛老七的焦躁不安,更是埋下了读者欲探其不安之究竟的悬念。而到了少年山娃子的眼里,水不再是求财逐利的命根子,而是美好的象征,是家乡的符号,他眼中的金水河“袅袅婷婷,像个文静温顺的少女,那时,她水平如镜,照着白云,照着帆影,戏着小船,轻拍石埠头,真是条好河。”变化了主角的身份,语言的运用自然也产生变化,牛老七眼中的长江是开阔浑浊的,入目之物乃是黑烟子、柴油机等机械之物,背后给人带来工业化大潮之浑浊不清的冷硬感,是利益与人性博弈的背景;而单纯少年眼中的河水是少女,是镜子,是有着玩闹嬉戏的少年心性的“好河”,语言运用也更显文雅,这细微之处的差别,则可见作者遣词造句的真章法。

  而作者笔下的世界充满生活的气息,有着蓬勃的生命张力,它们从各种颜色的或铺排或点染中肆意而不加修饰地洋溢着。在这个世界里,太阳毫不吝啬自己的光亮,就如淳朴的农民一般将生命的蓬勃撒满目之所及的世界角落,“把红艳艳的光彩涂染了大朵的云团,离日头近的云团红了,离日头远一点的云团亮了,红的亮的云团簇拥着日头,组成一块斑斓东方”,没有华丽的词藻装点,一切却呈现出那样的敞亮,那样的爽快,那样明丽无双的气息。农村的世界又何止大红的色彩,绿色必是不会缺席的:

“三百余亩稻秧平展展的一望无垠,秧苗绿翠浓青,浓得发紫,这是我故乡的稻田才能生长出来的颜色,是我的乡亲用胸脯捂出的颜色,用血汗浇洒出来的颜色。这是有生命的碧色,有灵性的碧色。……微风起了,碧色荡动起来,荡动得那么优雅那么缓慢,像曼舞的少女轻掀她绿色的裙裾。”


  作者透过山娃子的眼睛看到了自己故乡的稻田,稻田已经与人们的一切浑然融合,作者摒弃任何歌功颂德的言语,放下风华潇洒的吟诵,仅仅借用农人的胸脯、血汗这些身体的组成来化作田野的色彩,可谓妙笔天成。细细品来,有什么比稻秧与农人浑然交融更能体现农人对田地的珍视,也只有付出生命劳作的土地才能拥有农人赤诚可贵的灵性。而只有深厚的情感才能赋予白描的语言以强烈的情感张力,更是因为这份深情,支撑着童吉喘与山娃子跋山涉水地去寻求秧苗,以重新点燃枯萎的村庄与稻田,童吉喘甚至因此失去生命。“但什么颜色也没有,萤火虫也没有,只有黑色,这可恶的黑色凶狂的黑色恶毒的黑色,吉喘大叔恨死了这黑色,他要突破这黑色,他要冲出这黑色……他弄回的秧苗要插到稻田里去,他插在田里的秧要碧沉沉的绿油油的秋后一片金黄色。”童吉喘赶夜路而失足掉下悬崖,生活并没有因为生存的艰苦与丧女的悲痛而停止对这个可怜人加以垂怜,在他最后的神志中,他以农人最直接的词汇咒骂黑暗,却仍心心念念秧苗所代表的希望——在他的眼中,稻秧生长的“碧沉沉、绿油油”便是希望,丰收的“金黄色”便是满足。刘先生笔下世界中的色彩不是用能工巧匠精心调配出来的,那些华贵典雅透露出上天眷顾的色彩镇不住土地野蛮的真性情,只有这不加雕琢的饱满大片的色块才能与土地蓬勃的繁衍生息相匹配。

  在句式结构上,作者少用复句,长短交织,如若单句成文则不再画蛇添足。行文布局中,加法易做而减法却是更为考验功力,因为作者要在语言的简明原则与表意的到位要求间把握平衡,方能使文章形简意深,如精密的工程运作,每一环节的严丝合缝才能达到精益求精的地步。《向阳湖》中老矮因为没入选民工连而失落,作者写到这样的细节,“老矮蹲在地上呆了般,眼光暗淡下来,头也耷拉了……桂桂停了纳鞋底子,望了望垂头丧气的老矮”,一个失落的身影跃然进入眼帘,而桂桂那一望可以说意欲无言而尽是情思,旁人便可将两人之间暧昧不明的心意看个七八分明白,更胜言语倾诉。

  老矮的勤恳感动了周围的人,却独独没有能改变自己的命运。简单的句式更多扮演了一个述说者的角色,近乎客观的文字描述有一种强大的感染力,裹挟着读者的神经却又让读者为无法帮助弱者的命运而痛心疾首。平实的语言与残酷的命运形成了一股强大的矛盾张力,将命运的无可抗拒深深烙在观者心中,“老矮眼前一片漆黑,耳里还隐隐地听到哇哇哇的呼叫声,很快这声音就远逝了,消失了。老矮觉得自己好累好累,就静静地睡去了。”“……老矮浑身发乌,老矮是被泥巴活活憋死的。”老矮勤劳一生,还未迎来生活的转机,也未与桂桂得成眷属,就成为集体生存困境的牺牲品。成百上千人在炸塘后的逃离是何等的混乱,作者没有描写那些惊心动魄的呼救或动荡,也未着笔于泥沙四溅、枪声乍起时一切秩序的破裂,只余下老矮临死前的感受——孤寂、疲劳,甚至没有痛苦的挣扎。可是仅仅告诉我们“活活憋死”四字,便令人呼吸一窒,一种无言的悲哀蔓延到胸腔的每处角落。同样在《河沙场》中作者对胡成进的坠楼也仅仅写道,“赤裸的胡成进头颅开花,倒在血泊中”,而所有人物都仿佛在这片血泊中看到自己拥有的一切化为虚无,命运露出冷漠的面孔,道德与人性的棋局在选错棋子的那一刻便注定了结局。《金手镯》中的胖女与瘦女初次见到熊婆婆时的表现就已经预示着她们会作出的选择,“一只金手镯,沉甸甸的。两个黑暗中的女人看呆了,她们看过金项链金戒指金手链,但一只金手镯她们是第一次看到。这金手镯多重?值好几万吧!”这句心理描写采用了视角转换的技巧,前两句是以上帝视角客观讲述两个女人头一次看到金手镯时的震撼,最后两句则巧妙地把两人第一人称的主观视角带入其中,写出了没有文化的两个边缘女人,对金子的下意识反应——重量多少,价值多少。一问一感叹间,就能读出两人的穷困窘迫与常识愚钝,这直接导致她们对熊婆婆“那黄澄澄的东西”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以致在走投无路之际愚蠢地选择了杀人偷窃。读者一开始就能猜到胖女与瘦女是凶手,作者并没有故意掩饰凶手的身份,在故事的展开中我们已经渐渐放下了对凶手的追索,而是了解了她们背后的命运遭际与生存困境,五味杂陈中掩卷深思。


3

   

情思:赤诚热烈,温而不灼


  刘益善曾在小说中借人物之口,表达对待小说的态度,“小说不仅仅是可读性,小说还有其他东西”。普通人生存的困境挣扎,命运的悲喜无常都交织在无法预知的浩大环境之中,小人物的生存际遇在不可抗拒的境遇裹挟下不断进行埋下因果的悲剧选择,一如老矮、童吉喘等人的死亡悲剧所体现的必然趋向。也因此刘益善的小说虽则篇幅不长,却在哲思的纵向维度上挖掘至深,挖出了人性、生存、命运缠绕的瑰宝。而这正是他的原则在文字中的体现,作家自己曾言明:“文学应该崇高和博大, 文学应该有对人类心灵的关怀。如果作为创作主体的作家, 没有良心缺乏良知, 就不会有使命感, 创作出来的作品怎么会崇高和博大?”作品的崇高与博大背后是作者深沉炽热的情感涌动,刘益善的作品亦是如此,他赤诚热烈的深情是作品中一人一屋、一草一木,乃至山光水色、流云日光的生命力的来源,这份赤诚之情在文字中点滴渗透,将文字烘得温热绵长。

  对个体生存的关注是刘益善小说中鲜明的取向,无论是自然灾祸还是人为因果,作者都如实地勾画着个体的挣扎与存活。《向阳湖》里的天降大雪让围垦的进度停滞,让民工陷入饥肠辘辘,导致最后“炸塘”的爆发;《河东河西》里的瓢泼大雨吞噬了稻秧,淹没了童吉喘的小女儿,直接导致童吉喘外出寻求秧苗,最终有去无回。面对自然的强势,个体是如此之渺小无力,可温暖我们的是即便生存将人逼入绝境,但人性从未彻底绝望的美好。在个体身上作者寄予的不仅仅是一个人两个人的命运,更有群体生存困境的思考。《金手镯》中的胖女和瘦女没有自己的名字而只有“胖瘦”、性别的模糊指称,作者也没有给两个女人以明确的外貌体征描绘,她们更像代表着从边远落后的山村中走出来,无法立足城市却又不能空手返乡的生活在夹缝中的妇女群体。没有文化与姿色,城市的熙熙攘攘并不接纳的这群妇女为了养家糊口,在郊区过渡地带的一所所棚屋里,被生存抛向见不得光的营生。生存下去早已超越了道德标杆而成为生活的第一原则,冰冷的世界忽视了她们,只有在心中默默辟开一个角落来装下些微温暖的骨肉回忆。个体生存的背后是广阔而沉重的群体生存命题,揭开这层掩盖命运剧痛的表象后,所有人才能看到创作者埋藏在表象之下巨大的情感体系,人物的真实遭遇血淋淋地挂在命运的巨大齿轮上,以无以言语的悲剧效果冲击着所有人的心灵。

  在个体与集体生存困境之思的背后是作者个人对生活的热爱,对农村与底层民众的关切,对人民大众的反哺之情,对当代社会复杂纷繁的变化的关注与思考。《巫山》从婚恋观的角度透视了当中国社会走向开放,面对中西方的文化、物质两相交流与冲突时,纸醉金迷的诱惑与情感归宿的双向拉扯中,人们会产生怎样的选择;《河沙场》则在人伦亲情与金钱之间产生了让人无可奈何的分歧,最终导致一切成空的现实悲剧;《向阳湖》发生在上世纪60年代末,民工心中正充满人定胜天的建设豪情,却无法不面对自然灾害毋庸置疑的破坏力,而个体生存与集体荣誉产生的冲突也不得不让我们产生思考。因此在阅读刘益善的小说时,能够发觉作者心怀对这时代、社会、人群的赤诚之情,他关注民生,长久扎根于描写底层人民的生活这篇创作土壤,这是上世纪50年代出生的作家的印记——他们经历了新中国成长的阵痛,见证了上世纪几十载天灾人祸的动荡岁月,尝遍命运造化的无常弄人,又伴随着这个社会迎来日新月异的新世纪。而社会变革与经济快速的发展给人们生活带来的各色冲击,让诸多人性弱点与命运症结四处浮现。写群众,写社会,写思考,便成为刘益善在内的充满责任感的作家群自觉的表达选择。

  社会的复苏繁荣带动了各个领域的巨变,欣欣向荣的景象之中也有泥沙俱下的良莠参差。有的文学创作脱离现实,过分迎合市场口味而弃创作底线于不顾,实为求财取利。当文学的浮华之风渐起,文坛中如刘益善仍旧坚守踏实创作的基准,则愈发显得难能可贵。刘益善曾说,“作家任何时候都要记住自己的使命感, 保持永远的良知。……作家们, 每写一部作品, 都要从良知出发, 都要有一种使命感, 我们的作品才能对人民对社会有用。”正是出于如此的创作立场,刘益善的作品中人们的生活纵使深陷困境之中,也依旧有着独特的人性光辉,充满温厚的审美底色。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


(本文原载《长江文艺评论》201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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