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胡适在绩溪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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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说，胡适在绩溪完整生活的时间，只有九年而已。其后，便远赴上海求学。再到后来，曾有四次短暂的返乡：一次回乡养病，一次探母，一次结婚，一次奔丧。而后，再无其他。

虽然在家乡呆的时间比较短，但胡适的乡土感情还是很浓厚的。唐德刚先生在《胡适口述》的开头便提到，胡适曾强调自己是一个徽州人。还有早年他在北京大学任教授时，兼任绩溪同乡会会长，长达二十年之久。有时，同乡人希望保存他的墨迹作纪念的，他都是欣然挥毫满足要求，署名时总喜欢加上“绩溪同乡”或“徽州同乡”字样。

上庄的“小靡靡先生”

到上庄，我已经不是第一次了。6年前的一个春天，我第一次走进上庄的时候，镇上只有一家旅馆，胡适故居的门票也才只要16块钱。而现在门票都涨到50块钱了，镇上的旅馆已经开得一家接一家。

在绩溪县城，每20分钟就有一班开往上庄的中巴车，因为修路，去上庄的路异常难走。我忽然想，1907年5月，当时在上海读书的胡适，由于患了脚气病，是如何坐着古老的轿子回家的。

胡适在后来的回忆中说，“我们徽州人得了脚气病，需得赶紧回家乡，行到钱塘江上游，脚肿就渐渐消了”。那种曾经为罗素赞美过的交通工具，人坐在其中，摇摇晃晃，悠然自得。关于坐轿子这种待遇，胡适自己也说，当时只有相对富裕的人才能享受，而贫穷的人则以沦落为抬轿子的轿夫为耻辱。据说曾经有一段时间，科举取士时也将轿夫这种职业排除在外，考官们要检查来考取功名的士子们的肩头，是否有磨出的厚厚的茧子。

不管岁月如何无情流逝，世间总会留下一些往事和故物让后人去追怀。当我来到上庄时，这种感觉便相当明显。胡适当年从上海回上庄需要好几天，而现在只需要几个小时了。正是因为这种交通的便利，胡适在上庄的故居，也成为了众多海内外旅游者朝拜大师的文化圣地。走在上庄街上，随处可见背着旅行包和拿着相机的外乡人，现在的上庄已然成了一个热闹的旅游小镇了。

一直载着我从绩溪到上庄的中巴车司机说，“以前没有公路，我们的祖辈就是顺着新安江外出去做生意的。这里是新安江的源头。”但是，当年14岁的胡适之没有走这条路，而是经旌德去了芜湖再坐船去了上海。“我就这样出门去了，向那不可知的人海里去寻求我自己的教育和生活——孤零零的一个小孩子，所有的防身之具只是一个慈母的爱，一点点用功的习惯，和一点点怀疑的倾向。 ”

胡适出生地是在上海，出生两个月后，他的父亲胡铁花，就赴台湾上任了。胡适的母亲是父亲的第三任妻子，当时嫁给胡适父亲的时候，只有16岁。在胡适1岁左右，他就随母亲迁居到了台湾。甲午战败后，中日签订《马关条约》，将台湾割让给日本。胡适的父亲只好返回大陆，在厦门病故。

胡铁花最后的官职是台东知州，相当于现在的市长。在清朝，这个官职不算小，但他更闻名于世的是诗才。胡适曾谦逊自己不会写诗，但胡适的父亲胡铁花，却是个不折不扣的诗人。现在上庄胡适故居的墙上，还挂着胡铁花诗集的节选。这些诗写的奔驰、狂放而富有生气——“仰视飞云天外起，酒酣愁听大风歌”，在万马齐喑的晚清，应该是踔厉飞扬的。胡铁花病逝后，3岁多的胡适跟随才23岁的母亲辗转回到老家绩溪上庄。

在严父胡铁花生前的亲自教育下，小小的胡适已经认得七百多个字了。后来在上庄9年的生活中，胡适接受了比较系统的启蒙教育，像什么《律诗六钞》、《小学》、《论语》、《诗经》、《水浒》、《西游记》等等，到十一二岁时，就能把读到的小说转换成故事了，村里人因此都称胡适为 “小靡靡先生”（胡适乳名叫嗣靡）。

胡适日后回忆起那段时光，曾这样写道：“小时不曾养成活泼游戏的习惯，无论在什么地方，我总是文诌诌的。所以家乡老辈都说我‘像个先生样子’，遂叫我做‘先生’。这个绰号叫出去之后，人都知道三先生的小儿子叫做‘先生’了。既有‘先生’之名，我不能不装出点‘先生’样子，更不能跟着顽童们‘野’了。有一天，我在我家八字门口和一班孩子 ‘掷铜钱’，一位老辈走过，见了我，笑道：‘先生也掷铜钱吗？ ’我听了羞愧得面红耳热，觉得太失了‘先生’的身份！ ”

除夕夜债主讨上门

现在的上庄，相比于几年前而言，少了份清雅静谧，多了份热闹与喧嚣。当年胡适从上海回上庄时，从小溪旁走过的那条无名小路，现在也有了名字——适之路，连带改名的，还有他生活了九年的村落——适之村。

也就是沿着这条适之路，穿过一段弯弯曲曲的石板小巷，转眼之间便是他的故居了。走进大门，是一大片鹅卵石铺就的院子，院子正中立了一尊胡适的雕塑。关于这个院子和胡适的记忆，当地有这么一个传说。在一个初秋的傍晚，胡适正在这院子里玩耍，他的姨妈怕他着凉，好心叫他穿上衣服。谁料到他不但不领情，还说出了“什么凉（娘）不凉的，老子都不老子了”的轻薄话。

这句话刚说完，便被刚从房间里走出来的胡适母亲听见了。晚上人静后，她让胡适跪在地上，说：“你没了老子，是多么得意的事！好用来说嘴！”这段记忆，胡适在他写的《我的母亲》中有着详尽的记载，“她气得坐着发抖，也不许我上床去睡。我跪着哭，用手擦眼泪，不知擦进了什么微菌，后来足足害了一年多的眼翳病。医来医去，总医不好。我母亲心里又悔又急，听说眼翳可以用舌头舔去，有一夜她把我叫醒，她真用舌头舔我的病眼。在上庄的九年生活，除了读书看书之外，究竟给了我一点做人的训练。在这一点上，我的恩师便是我的慈母。 ”

母亲为子为家的操劳，在胡适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最初、最深的回忆。这或许也正可以解释，后来胡适对母亲为他包办的婚姻，虽心里极不情愿，但还是坚持和江冬秀成亲的原因所在吧！

现在上庄胡适的故居中，还保留着胡适结婚时的婚床。说是故居，其实胡适真正有产权的，也只有两间房子而已。只是后来为了有这个故居，胡适的亲戚们也就将房子贡献出来，住到别处了。同时，把跟胡适有关的东西统统摆进来：戴过的眼镜，抽过的烟嘴，，好在当时的村支书看到这牌匾方方正正，正好可以放到屋顶做屋板，拿回了自家，这才被保留下来。

向我从头到尾解说的，是胡适故居的馆长——胡从。如果按照辈分来说，胡从算是胡适的族侄。胡从说，其实这间老屋，并不是胡家世居的祖屋，是胡适父亲胡铁花病逝后，二外公，即胡适二哥绍之先生动用铁花公宦囊遗银于1897年建造的。之后不久，胡家兄弟分家析产，胡适分得了两件厢房。掐指算来，如今这栋老房子也有百年的历史了。

胡从说，胡适与他的爷爷胡近仁交情颇深。当年胡适提议兴办上庄小学时，就是与胡近仁商量的。因此关于胡适在上庄九年的生活点滴，胡从也从他爷爷处知道少许。胡从说，当年胡适家姊妹众多，他母亲23岁便做了寡妇，这么年轻后母当家，大家庭中的很多人都很不拿她当回事。家庭大，开销大，矛盾自然也多，在胡适十三岁的时候，家里实在无力供他读书了，母亲便把他送到了泾县舅舅的药店当跑堂，后来还是胡适写信给远在上海的二哥求助，才得以继续上学。

当时，胡适家的大部分开销，都依赖于这位在上海做生意的二哥。而他的大哥，自小便十分败家，后来又染上了吸大烟的恶习，家里的香炉、锡茶壶都被他拿去当了。这还不算，后来家里值钱的家什被他当光之后，便在外到处赊欠，每到过年，胡适家的客厅总是聚集了一大帮上门讨债的债主，每人打一盏灯笼，坐在大厅不肯走。这样的除夕，胡适在上庄生活的九年中，就遇到过六七次。

【二】

1904年，虚岁十四的胡适告别母亲，走出大山，随同赴上海治病的三哥去了父亲生前好友创办的私立学校读书，这一去就是14年。14年间，他一路梅溪学堂、澄衷学堂、中国公学、留美官费生、康奈尔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直到1917年胡适接到母亲生病的消息回国。回国后的胡适，只在上庄小住了一个月，便在当年9月去北大做了教授，这年，他只有27岁。 3个月后，胡适再次回乡，与他十几年前只见过一面的江冬秀结婚。

“洋博士”的山村婚礼

对于小脚女人江冬秀与“洋教授”胡适的结合，后人曾把此事列为民国七大奇事之一。在陶方宣先生写的《西装与小脚》一书中，对胡适的婚姻有着这样的描述，“张爱玲对这样的奇事很好奇，就去了胡适家，回来后说：‘他太太带点安徽口音，我听着更觉得熟悉。她端丽的圆脸上看得出当年的模样，两手交握着站在当地，态度有点生涩，我想她也许有些地方永远是适之先生的学生，使我立刻想起读到的关于他们是旧式婚姻罕有的幸福的例子。 ’”

江冬秀是安徽旌德江村人，她家与上庄只隔着一座大山。两家沾亲带故，有一年江冬秀的母亲到绩溪旺川胡适姑婆家串门，一眼相中了眉清目秀的胡适，拉着胡适的姑婆，一定要将自己的女儿江冬秀许配给他。，但是胡家败落了，江家却仍富裕。另外，江冬秀比胡适大一岁，刚开始，胡适母亲是不太想攀结这门亲事的，但江冬秀的母亲就认定了胡适，后来还托本家叔叔上门说媒。这样一来，胡适母亲就不好意思再拒绝了，加上算命先生说两人八字相合，最宜婚配。由此，民国七大奇事之一就这样开了头。

其实，胡适对这段婚姻是“违心”的，从他的内心来说，他更想从时间上去 “拖垮”这场定聘达十三年之久的婚姻。可最终，他还是以和江冬秀结婚的方式孝顺了慈母的养育之恩。用他自己的话说，“宁愿不自由，也就自由了”。

1917年12月30日，西装革履、戴着金边眼镜，颈系领带的“洋教授”胡适在上庄故居与他的小脚夫人江冬秀举行了新式婚礼。

在这场婚礼中，胡适提出，一不拜天地，二不拜高堂，三不互拜，四不进祠堂，五不放鞭炮，六不收礼金。结果胡适提出的这六条意见，遭到了其母的强烈反对，“别在玩你的洋花样，其他意见都可以，但不放鞭炮，不进祠堂，我是死都不会同意的。 ”一直致力于胡适资料研究的胡成业先生说，“当天结婚的时候，胡适是一身洋装，黑皮鞋，黑呢礼帽，江冬秀是一身黑花缎袄，红花裙子，绣花鞋子。 ”一幕“中西结合”的新式婚礼在上庄拉开了序幕。

在当天的婚礼上，一向善于演讲的胡适，还发表了一番演说宣扬他的破除旧礼节的新思想。双方在结婚证书上盖了章，交换了金戒指，向端坐在太师椅上的母亲行了三鞠躬。从此，小脚兼半文盲村姑江冬秀，成了当时上庄最时髦的 “洋博士太太”。

关于胡适的这场婚礼，在后来人们的谈论中，除了与胡适身份形成巨大反差的江冬秀之外，还有的，就是那幅著名的婚联，“三十夜的大月亮，二十七岁的老新郎”。如果按照现在的婚姻观念来说，27岁结婚是刚刚好，但在那个女孩十六七岁就要出嫁的年代，27岁确实算是 “老”了。不过好在，江冬秀比胡适还大一岁，还有个“老新娘”在陪着这位“老新郎”。

村里的老人们似乎有根有据的传说，当年博士先生在写下“三十夜的大月亮”的上联后，下联却不得而接。正在一筹莫展之际，站在旁边的同村土秀才胡毓蛟把下联脱口而出，这才帮了博士先生一个大忙，造就了这幅著名的对联。

最后一次回乡

婚后，江冬秀留在上庄照顾婆婆，胡适则收到了北大的聘书，去了北京。谁知在第二年6月份，胡适母亲病逝，他又带着沉重的心情从北京赶回上庄。“在胡适母亲去世的时候，整个上庄的纸扎店（卖花圈）都大量囤货，准备做生意。村人们都想，这么一个大人物的母亲去世了，来吊唁的人一定很多，岂料，他们的愿望都落了空。 ”

胡成业老先生说，胡适在北京接到母亲去世的消息后，当即就给家里回了一份电报，大意是说，他对老人一直主张厚养薄葬，什么礼都不要收，只收亲朋送来的纸和鞭炮，母亲尽早入殓，不要再等他回来了。在这里，需要解释一下的是胡适的后一句话。 “他让母亲尽早入殓，并不是说他不孝。那时交通不便，徽州地区又多山路，等胡适从北京赶到家的时候，已经是他母亲去世7天后的事情了。当时又是夏天，胡适考虑到母亲遗体存放的问题，于是便对家人说，不要再等他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可讲，胡适连他母亲最后一面也没见到。 ”

这个为了胡家奔波操劳一生的女人，此刻终于可以休息了。对于母亲的感激，胡适后来在《我的母亲》里说，“我母亲待人最仁慈，最温和，从来没有一句伤人感情的话。我在我母亲的教训之下住了九年，受了她的极大极深的影响。我十四岁便离开她了，在这广漠的人海里独自混了二十多年，没有一个人管束过我。如果我学得了一丝一毫的好脾气，如果我学得了一点点待人接物的和气，如果我能宽恕人，体谅人，——我都得感谢我的慈母。 ”

这是胡适生平最后一次回到他住了九年的上庄，而后，这位被誉为 “中国文艺复兴之父”的大家，再也没有回来过。与上庄的联系，也只是通过书信与村里的几个族人进行联络。

虽然胡适在以后再未踏足长于斯的上庄，但从他日后的一系列书信中，可以看出他是个乡党观念很强的人。我们现在在上庄看见的上庄小学，其前身就是胡适提议，并捐资创办的。只不过，那时的上庄小学还叫“劝学所”，后来胡适组织旅外同乡会成立校董会，于1928年成立了毓英小学。这便是上庄小学的前身。当时，胡适还亲自兼任毓英小学的名誉校长，并亲自为学校物色教师，又自出年俸二百四十元的高薪，聘请南京师范学院的老师歙县人鲍剑奴来校任教，而胡近仁也成为了毓英小学的第一任校长。转眼间，时光流逝近百年。现在的上庄小学已很难觅当年之景了，只是在小学大门口边，立了一座石碑，上面写着“胡适与上庄小学”，笼统的简介中，记录着这位国学大师心系家乡教育发展的点滴。

除此之外，胡适还倡议兴办了绩溪县图书馆和建立县志馆，并捐了3000册图书和自己所藏的万历、康熙、乾隆三部绩溪县志。

等了他一辈子的女人

现在的上庄，借着胡适故居的声名，早已成为一个人尽皆知的旅游地。乡民们对这位大师本人的了解，远不及对他的故居了解得多。甚至在过去的上庄还流传过，“宁要一个胡卓林，不要十个胡适之”之说。究其原因，是因为当年一个跟随胡适父亲多年的老保姆，请胡适为他儿子介绍一个比较满意的工作，胡本着量才录用的原则，只帮助他在一个墨厂里谋得了一个很费体力的制墨工作，因而被家乡人认为他是一个寡恩薄情的人。与他相反，他的本家兄弟胡卓林，在上海经商办企业，却带了许多家乡人到上海就业，因此上庄村才有此一说。

当然，现在这些都无关紧要了，随着近些年人们对胡适认识地加深，上庄人深知胡适给上庄带来的，远不止解决几个就业劳动力那么简单。如果说，胡适在绩溪的日子仅限于上庄的话，未免太以偏概全，这里就不得不提一下曹诚英。这个至死都在路边等待胡适归来的痴情女子。曹诚英是胡适三嫂的妹妹，小胡适11岁。 1917年胡适回乡成亲，曹诚英是婚礼上的伴娘之一，两人初识。曹诚英喜欢种花草，胡适到北京后，常写信给胡适，要他寄花籽给她。 1923年，胡适到杭州休养，曹诚英也在杭州读书。

此时，曹诚英刚刚结束了一段不满的婚姻，来杭州上学。在此养病的胡适，索性搬出他住的新旅馆，租了烟霞洞和尚庙的三个房间，邀请暑期中的曹诚英来和他分住隔壁。两人同吃、同登山、同玩水、同下棋。但美好的东西总是一闪而过的，胡适的这段恋情很快就被江冬秀发现了。家乡的牌坊、长长的族谱、母亲的叮咛、少时读的儒家经典，这些，都是这位 “中国文艺复兴之父”一生也摆脱不了的。胡适选择了隐忍。

曹诚英于1925年从师范学校毕业。很巧的是，胡适早年进康奈尔大学，选读的是农学院。曹诚英师范毕业以后，也步胡适后尘，进了东南大学读农科，直至1931年毕业于中央大学农学院，然后赴美深造。胡适特意写信给他的女友韦莲司，托她照顾曹诚英：“她得节俭过日子，还得学英文口语，你能在这两方面给她一些帮助和引导吗？ ”

1937年诚英学成回国，，胡适出使美国，曹诚英远避四川，海天万里，情牵一线。据说曹诚英曾有长信给胡适，胡适也曾托人带钱物给曹诚英。

此后曹诚英终身未嫁。解放后，她任教于沈阳农学院，1958年退休，1973年病逝于故乡安徽绩溪。村里人遵从她的意思，把她安葬在旺川村的路边上。她曾经委托好友汪静之，将她一直珍藏着的一大包与胡适来往资料，在她死后焚化。这段刻骨铭心的相思，她珍藏了一辈子，死后也随她带去了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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