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发慧 | 那些细碎,那份真实 ——简评严英秀小说

                               □祁发慧

阅读严英秀的小说，总有一种不自觉的情感共鸣产生，她笔下的故事、情节、人物总是贴近与我们一并生活着的一切。即使不对号入座也总能从某个细微处找到她或者他的影子，那个因童年创伤记忆而怕猫的朱棉（《可你知道我无法后退》），那个执着追寻爱的梅沁（《沦为朋友》），那个多年不回乡的岳绒（《被风吹过的夏天》）……这些人物都是可辨识的普遍，似乎只是从现实生活走进了文本。可是，唯有那些看上去混沌的细节出现在阅读中的时候，才能引起我们的注意和反思，或许那些并不完美的、并不幸福的细碎的集合才是真实的生活。在我看来，严英秀小说写作的意义恰恰就在于此：复现生活的细碎并反思这些细碎表征的问题所在。

如此，她的小说有一种细节意义上的启示，看似简单平铺的故事，总有一些深刻的微妙，一些拖长的耐性。《一直很安静》中女教师田园十几年如一日在勤奋和淡泊中坚守着老师对自己的期望，这份坚守的力量来自自己少女时代对爱的幻想，在老师离开学校的多年时间里，她一直在缅怀这个失去的爱的幻想。虽然缅怀不算真正拥有仅仅是尝过一点幸福的滋味而已，但她在缅怀中牢记老师当年的嘱咐：“在校园安静地成长，做一个教书育人的好老师。”田园的“安静”是一种不忘初心的耐性，而这份耐性恰恰是对这个时代浮躁与焦虑症结的反讽。田园最后的选择是背弃坚守与耐性离开校园，从大学到文联的个人职业转折折射出个人命运与时代发展的关联性转变。“一直很安静”赋予的那种恒定与唯美也因个人生存的暂时性、尘世性而形成强烈的反差和对比，安静也仅仅是个人期许对现实问题佯装的漠不关心。

《雪候鸟》中的岳绒因初恋男友成为闺蜜的第一任丈夫而心结难解，多年执意不回故乡，时过境迁是否意味着个人的亲情、友情都不再可能呢？终于在闺蜜二婚的时候了解到物非人非背后所谓的真相，一句“我又回头去飞，去追，我有过的一切，你给的最美”，道出了心中陈杂多年的爱恨情仇。并非她不解风情不食烟火，而是那些看起来稀松平常的拥有却是真正美好的地方，自己能做的只有坚守、珍视心中那份已逝的爱。当然，这份爱是复杂的，它不仅有年少时的爱情、友情，更有步入中年时对父母、儿子、亲人的爱。而岳绒自己又何尝不是一只在寒冷和饥饿中挣扎之后才缓缓南飞，固执又痴情的雪候鸟呢？如若说田园的耐性是对爱的坚守的话，岳绒的耐性则是对爱的释怀，她们在爱中保持了生命的警惕，爱最终也指向一种善的可能性。透过小说不难意识到，生活给我们的永远都比我们所需要的更多：印象、记忆、习惯、言语、幸福、不幸。不管我们接受与否，生活都授权给我们，现实生活本身自带一种无关性，一些看似无法解释或者不相干的东西，在有意或无意中成为我们生活中最为关键的一部分。

《玉碎》中郑洁的命运轨迹似乎总由一只玉镯牵动。年少时，小姑的爱情和自己的大学梦随第一只玉镯一起破碎；人到中年，破碎的玉镯让艰辛的生活更加窘迫。故事的重要时刻，除了那只玉镯本身外，是郑洁对玉镯的心结与情愫，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个人对“物”的迷恋，而郑洁对玉镯的迷恋源自一种本能的妒忌，她只关注自己对玉镯的渴望，而忽略了妒忌本能蕴藏的灾难性。奶奶那只玉镯的命运在一定程度上暗示了郑洁的命运，现实的发生比幻想更有想象力，经年之后又一只玉镯的偶然破碎，在郑洁这里便是宿命式的呈现。或者说，由于情结所在，玉镯恰恰是反玉镯的，它指向了人对美好事物的向往，最美好的也是最邪恶的，我们无法抵抗美好事物的诱惑亦无法拒绝邪恶事物的降临，个人命运总是带有几分无法言说的神秘，唯有心怀敬畏，破除我执。玉镯是郑洁对美好事物向往的符号表征，但是小说中有这样一句话：“玉碎了，那只玉镯，它又碎了”，破碎的悲剧性是郑洁的“我执”所赐，一个简单的道理：个人永远也无法逃脱自我的行为半径。当她把个人的信仰聚焦并寄托于对“物”的固定印象时，美好的向往最终却走向事物的另一面。

与其说《玉碎》一文是爱与美幻灭的精神内涵的表达，毋宁说它是从个体恋物的细节透视人的内心状态，揭示了人物命运与社会大环境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个人对于物的符号性的强调、重视甚至迷恋，似乎是当下世俗文化、大众文化的一大症候，同时也引起物与人关系的失衡，而这种失衡的负面效应便是：除“物”以外的讲述可能都是无意义的事情。而这篇小说的意义就在于，在普通的现实观察之后有力的丰富细节，把对“物（玉镯）”的抽象的价值化感受具体化为人物的命运轨迹，并用一种触手可及的感觉消除其抽象，把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到故事发展的具体情况中，这也是严英秀小说创作的特点所在。诚然，细节的真实不可能掩饰我们在真实的历史境遇中的生存，正如郑洁夫妻双双下岗的百姓生活恰是细碎生活赋予的命运外貌一样。

严英秀小说呈现的日常生活中的种种细碎并非琐碎的元小说，而是她关于爱的主体性的言说方式，这源于她对爱、对情感的信赖。借用人物形象勾勒出爱的轮廓或影像，使爱成为描写和叙述的对象抑或写作的基本动机。正因如此，她的小说中爱是复杂的多元的，它铺陈于整个小说的话语方式和生存空间中，重演着一些此时或彼时的意义。就像《被风吹过的夏天》中董一莲和何染不识而遇，不期而遇，邂逅的偶然变成一种等待，等待在延续中变成结果，而结果又成煎熬和痛苦，两情相悦虽不是超尘绝俗也非终成眷属，但生活中这些或好或坏的细碎的爱抵抗着生命与思想的非过程化和虚无化。或许多年之后，很多生活场景已到了我们身后，伴随我们的，偶存于脑际的只有那些与爱相关的细碎与柔软。恒常的人生中，我们不妨把这些细碎的爱称为生命的抱慰，那种生命深处的温暖。 

更重要的是，严英秀的小说潜藏着一种清醒的省思，这份省思是关于当代知识女性、都市家庭生活及当代社会的。小说《被风吹过的夏天》中，三位性格迥异的女性在不同的时段遭遇相异的情感危机，虽然她们面对情感危机的态度和化解情感危机的方式各有不同，但她们面对这种发生时痛苦、焦虑的情感反应是相同的，其中折射和反映的是我们这个时代、社会普遍存在的真实问题。无意于从道德层面理解夫妻同床异梦、移情别恋甚至出轨中男女双方孰是孰非，重要的是在当下情感危机的普遍性、趋同性都大于其特殊性，同质化的都市、家庭生活中出现同质化的社会、情感问题，那么女性该如何面对、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呢？这是严英秀作为一个写作者的思索，也是她的写作的立足点之一。故此，她的创作多为以都市生活经验为主的现代女性情感世界的书写。就此而言，我们不得不意识到这样一个问题：在现实性的生活语境中，较之地域性、族裔性，写作的真实性该居于何位？

不少读者和研究者先验的认为作为少数民族作家应该写出具有族群特性的文本，作为西北地区的作家应该写出具有地域特色的文本。想必严英秀的小说肯定遭遇过关于地域性和民族性的质疑和盘问，但是他们恰恰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即当下都市生活、甚至乡村生活中个人经验的同质化现象。苹果手机出现在上海的同时也出现在草原的黑帐篷中，牦牛肉出现在藏餐吧的同时也出现在西餐厅中，兰州牛肉拉面更是全国遍地开花……这一个个不争的事实就是当代生活的真实写照。那么，当民族、地域特色在日常生活中越来越不那么明显、越来越不那么特色的时候，一个少数民族写作者该坚守什么、书写什么呢？在严英秀这里，我看到的是一份真与一份诚。她的真表现在笔触贴近自身经验所及之处，其小说故事场景的发生离不开校园、家庭，人物也总联系着大学教师、知识女性；她的诚立足于经由现代女性情感而对当代社会现象、社会问题及人性的反思。当然，贴近都市现实的真与诚也是其小说构成的根本性的形式。或许有人会说，这种类型化的写作比比皆是，其实是与他们对少数民族写作者的阅读期待和阅读想象不符。不妨做这样一种设问：一个成长、工作、生活都在城市的人，是否需要书写一种理想式的草原或乡村经验呢？一个自我经验构成不同于族群集体经验的人，是否需要“易装”书写一种特殊经验呢？抛开写作想象和动机不说，这样的写作又有几份真与诚呢？回答是不言自明的！因此，在我看来，写作中经验的真实性是第一位的，严英秀在小说中守住了真，而这份真恰恰是她所在民族的高贵品质之一。至于地域性和民族性那是一种根性的发生，它从来都是是与不是的回答，而非像与不像的描述。

祁发慧，又名邦吉梅朵，文艺学博士，目前就职于青海民族大学文学院，主要从事文学批评与文化研究，发表文章三十余篇，偶有诗文，散见于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