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技好还要被骂?那些骂吴越的人,可能是有脑部缺陷
戴桃疆丨文
演员其实是一个高危职业，事业的高峰期来得快去得也快，起伏波动之大未必是寻常人能够想象得到的。
走上演员这条职业道路，做好心理建设是必须的，心灵先于皮相和身体垮掉始终是最糟糕的。演得糟糕要被批评，演得好未必就得了好，尤其是对于在影视剧中出演反派角色的演员而言，演得好往往得到的不是鲜花，而是臭鸡蛋。
最新鲜的例子是热播电视剧《我的前半生》中饰演与女主人公罗子君的丈夫陈俊生搞婚外恋情者凌玲一角的吴越，一些观众无端对演员吴越进行谩骂、人身攻击，迫于无奈，吴越关闭了微博评论功能。
面对这样的无妄之灾，人为了求得心理平衡多少会对事情进行合理化处理。吴越及家人的理解是，她演得太好太逼真了。
除了演得好、演得逼真，想要合理化部分观众的行为也可以做出以下几点假设。
假设一：观众基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对演员及角色进行了系统认知，演得太好在这一体系标准之下有可能误导部分观众错误地将角色和演员本人进行混同。
请不要小瞧“斯坦尼拉夫斯基体系”的影响力，许多人对这个长串拗口的名词可能并不熟悉，但不会不知道斯坦尼拉夫斯基最出名的作品《一个演员的自我修养》——多数观众通过周星驰的喜剧电影《喜剧之王》了解到了这部作品。
斯坦尼拉夫斯基体系的另一个标志性含义是“体验派”，想要饰演好一个角色，必须去体验角色所处的世界和心理活动，达到物我合一的境界，银幕上的人物就会变得生动形象，逼真动人。
同样，许多人也用斯坦尼拉夫斯基体系去合理化韩国女演员金敏喜，导演和她谈婚外恋一定程度上是出于艺术需要，毕竟金敏喜靠着同类型角色拿到了一个奖项。
大把大把的年轻演员缺乏表演能力，是缺乏对生活的体验，因而演得好的一定体验过生活——这大概是对演员最大的侮辱，这种观念直接否定了演员的表演技能，否定了一个演员对生活的观察力和想象力，以及做为人能动认知外界世界的能力。
假设二：对新知的恐慌转化成愤怒，通过谩骂演员获得内心宣泄。
出现演员因为角色遭到人身攻击的情况，当然主要归咎于剧情对于角色的塑造。正因为凌玲这个角色跳脱出了长久以来婆妈剧对于婚外恋人士的典型化形象，才导致部分观众失去了长久以来内心的安全感。
凌玲从不浓妆艳抹，斯文端庄，不算年轻，没有令人惊艳的容貌，但就连眼角暴露出的细纹都是透着一股温婉。这种阔别荧屏许久的形象突破了部分观众既有的、稳定的认识，即女主人公罗子君所想的“只有妖艳贱货才会撬人老公”。
部分观众将这种对于新知的恐慌转化成愤怒，正如王小波所言，“人的一切痛苦，本质上都是对自己无能的愤怒。”
增强自己应对恐慌的能力是十分困难的，但为这份痛苦和愤怒找到一个出口则容易许多，因此，部分观众选择对演员进行辱骂。
陈俊生（雷佳音饰演）和凌玲（吴越饰演）
假设三：《我的前半生》并没有通过剧情设置为观众提供宣泄内心积郁的出口。
一部电视剧中为观众提供自我带入的角色主要是“女主角”。《我的前半生》中，罗子君（马伊俐饰）决定同陈俊生（雷佳音饰）离婚后，听从了贺涵（靳东饰）的建议，隐忍不发，意在让凌玲和陈俊生一辈子觉得亏欠她的。
但婆妈剧的观众才不要为了“姿态好看”受这样的委屈，得了理、占了尖，当然要发泄出来，叫“狗男女”没得做人。剧中的女主角不在沉默中爆发，观众就要在沉默中灭亡了，部分观众心里苦、部分观众要说，于是吴越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
但这样的假设也不大能够站得住脚。从以往的例子来看，部分观众心中天大的委屈是很难发泄干净的。
陈佩斯的父亲、、枪毙，角色被处以极刑，观众还不觉得解气，出手殴打演员；《后宫·甄嬛传》中陶昕然饰演的安陵容机关算尽反误卿卿性命，吞苦杏仁，角色都自绝于人民了，部分观众还不觉得解气，咒骂演员及家人……
对于上述这种情况，除了说某些观众表演欲太强，还有另外一种更加听上去更加残忍但又更加科学的解释：脑残。
2011年发表在《神经科学杂志》（Journal of Neuroscience）上的一篇研究报告表明，将虚构情境与现实加以区分的能力与大脑一种名为“脑回间沟”（paracingulate sulcus）的结构息息相关。这种大脑结构在孕期后半程出现，但是有27%的人，大脑不具有这种结构。
这意味着，超过四分之一以上的人不具备完全区分现实和虚构、角色与演员的能力，这也是狂热的脑残粉（loony fans）身上通常具备的特质。
神经分裂症的一个表现也是无法区分现实和虚构、虚拟角色和真实的演员（以及其他现实存在和想象构建事物），但患有神经分裂症者仅占总人口的1%，而仅有44%的神经分裂症患者完全不具备脑回间沟这种结构。
也就是说，尽管没有脑回间沟的现象是普遍的，但这种“缺失”并不是一种明显的缺陷，也不必然是一种神经疾病的先兆，当然它也没得治。
鉴于无法区分虚拟与现实是一种普遍存在而又无法避免的情况，而先天不具备这种大脑结构者又无法改善这一情况，那就只能请演反派的演员放宽心，原谅那些扔臭鸡蛋的人吧，毕竟脑残行为可能并非个体有意识犯错，而且无药可医。
本期编辑 郦晓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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