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岁的张爱玲如何回望17岁的自己? 附《爱憎表》(选摘)
你最爱吃什么？叉烧炒饭
你的拿手好戏是什么？绘画
你最恨的是什么？一个有天才的女子太早结婚
你最喜欢的人是谁？爱德华八世
你最怕什么？死！
张爱玲《爱憎表》
96年前的今天，一个女孩出生在上海公共租界西区一幢没落贵族府邸。人们从纷繁的书卷与逸闻中追寻她的足迹与心绪。21年前，她留给人世一个苍凉的背影。身虽去，坊间仍然流转着关于她的种种传说。她是张爱玲，一万人眼中有一万个张爱玲。那么，张爱玲的眼中的自己又是怎样的？
她如何看待生死？她少女时期学画画、学音乐有哪些趣事？最新发现的张爱玲“遗作”《爱憎表》，由张爱玲遗产执行人宋以朗委托香港学者冯睎乾整理而成，不久之前发表于台湾《印刻》杂志。在她的诞辰，《收获》长篇专号秋冬卷获授权全文刊载中文简体版，此为大陆首发。且看70岁的张爱玲如何回望17岁的自己。
上世纪90年代初，学者陈子善发掘出上海圣玛利亚女校1937年校刊《凤藻》上中学毕业生张爱玲所写的调查表答案，并写成文章。张爱玲读到后，给宋以朗的父母、好友宋淇夫妇写信提到，“（调查表）隔了半世纪看来，十分突兀”，需要解释，于是花了约2个月写《爱憎表》，但陆续搁下。
冯睎乾在《<爱憎表>的写作、重构与意义手稿来历及相关文献回顾》一文中回忆说：“张爱玲的遗稿，可出版的，近年已悉数付梓，仅余小部分为未刊稿。2015年夏，宋以朗交给我一叠张爱玲的草稿，让我帮忙整理。当时草稿尚未诠次，仅按纸张大小、颜色和类型稍作分类，内容以作者往事为主，但很零碎。由于每页均字迹潦草，东涂西抹，宋以朗只能初步确定，手稿中包括一篇《爱憎表》散文，但原稿次序未明，也不知道页数。我根据草稿内容及其他线索，从中区分出26页纸，再排列次序，成功重构出部分的《爱憎表》。”
▲张爱玲遗作《爱憎表》手稿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陈子善在接受采访时说，上世纪90年代初，他遍览过张爱玲和同学交的35份调查表，其中，张爱玲的回答让他印象特别深，比如“最怕：死”“最恨：一个有天才的女人早结婚”“拿手好戏是：绘画。”相比其他同学对同样问题的直白答案，明显能看出张爱玲的早熟、多虑。“一般上了年纪的人才会考量生死命题，同龄中学生害怕的也多是父母责骂等家常事件，但17岁张爱玲早早开始思考终极问题了。”
《爱憎表》里还细述了张爱玲对绘画、音乐的看法，“这些都是很有意思的发现，从她与母亲关于艺术流派、古典音乐的对话中，不难看出，张爱玲当年不仅有公认的文学才华，也有画画的才能。比如，散文集《流言》都是她画的插图，《传奇》《红楼梦魇》等作品的封面也是张爱玲自己设计的。”
▲左：张爱玲为《流言》画的封面；右：炎樱为《传奇》设计的封面
“岁数等于一小笔存款，稳定成长，而一到80岁就会身价倍增”
在张爱玲看来，小时候人一见面总是问“几岁啦”，老了之后岁数又成为唯一的标签。她用略带调侃的口吻写道：但是这数目等于一小笔存款，稳定成长，而一到80岁就会身价倍增。“一辈子的一点可怜的功绩已经在悠长的岁月中被遗忘，就也安于沦为一个数字，一个号码，像囚犯一样。在生命的两端，一个人就是他的岁数。”
少女时期的张爱玲家中有变故，父母关系让她压力很大，描写起带有分界线意味的17岁时，张爱玲笔下透露出同龄人鲜有的沧桑感——“我17岁，是我唯一没疑问的值得自矜的一个优点。一只反戴着的戒指，钻石朝里，没人看得见，可惜钻石是一小块冰，在慢慢地溶化。过了17就18，还能年年18岁？”她进一步解释，因为在“未知生，焉知死”的幼年曾经久久为它烦恼过，终于搞疲了。“所以我对于生老病死倒是比较看得淡。”
▲左：张爱玲自画像；右：张爱玲和李香兰合影
《爱憎表》里，张爱玲写到她与弟弟去北平公园附近新开的一家露天咖啡馆，花园里树荫下摆满了白桌布小圆桌。张爱玲点了一客冰淇淋，弟弟点了啤酒，“我诧异地笑了。他显然急于长大，我并不。也许原因之一是我这时候已经是有责任在身的人，因为立志学琴，需要长期锻练，想必也畏惧考验，所以依恋有保护性的茧壳。”
“母亲想培植我成为傅聪，但她不能像傅雷寸步不离督促”
回忆1937年中学毕业前在校刊上填“爱憎表”时，张爱玲开玩笑说，她还没写“我的天才梦”，“在学校里成绩并不好，也没人视为天才。不过因为小时候我母亲鼓励我画图投稿，虽然总是石沉大海，未经采用，仍有点自命不凡，彷彿不是神童也沾着点边。”
母亲劝少女张爱玲“选择音乐或是绘画作终身职业”。张爱玲起初不能决定，她姑姑也说：“学这些都要从小学起，像我们都太晚了。”当时，张爱玲母亲经常带回来许多精装画册，午餐后摊在饭桌上供女儿翻看。张爱玲喜欢印象派，不喜欢毕卡索的立体派。后来，当张爱玲决定学音乐时，半调侃半认真道：“（母亲）想培植我成为一个傅聪，不过她不能像傅雷一样寸步不离在旁督促，就靠反覆叮咛。”
▲张爱玲为她的英文原作《中国人的生活和时装》配的时装图
后来，张爱玲跟白俄女琴师学钢琴，很贵，学了六七年，张爱玲写下如下一段：学校里教琴的老小姐脸色黄黄红红的浓抹白粉，活像一只打了霜的南瓜。她要弹琴手背平扁，白俄教师要手背圆凸，正相反。“又鼓起来了！”她略带点半嗔半笑，一掌打在我手背上。……我终于向我父亲与后母说：“我不学琴了。”他们在烟榻上也只微笑“唔”了一声，不露出喜色来。
对张爱玲来说，母亲与姑姑刚回国那两年，她们是童话里的“仙子教母”，给小孩带来幸福的命运作为礼物，但是行踪飘忽，随时要走的。“我姑姑弹钢琴我总站在旁边，彷彿听得出神，弹多久站多久。如此志诚，她们当然上了当。”小女孩“讨好”长辈的小“心机”展露无遗。
▲《收获》长篇专号秋冬卷将全文刊载《爱憎表》中文简体版
《爱憎表》(选摘)
文：张爱玲
我近年来写作太少，物以稀为贵，就有热心人发掘出我中学时代一些见不得人的少作，陆续发表，我看了往往啼笑皆非。最近的一篇是学校的年刊上的，附有毕业班诸生的爱憎表。我填的表是最怕死，最恨有天才的女孩太早结婚，最喜欢爱德华八世，最爱吃叉烧炒饭。隔了半世纪看来，十分突兀，末一项更完全陌生。都需要解释，于是在出土的破陶器里又捡出这么一大堆陈谷子烂芝麻来。
最怕死
我母亲回国后，我跟我弟弟也是第一次“上桌吃饭”，以前都是饭菜放在椅子上，坐在小矮凳上在自己房里吃。她大概因为知道会少离多，总是利用午饭后这段时间跟我们谈话。
“你将来想做什么？”她问。
能画图，像她，还是弹钢琴，像我姑姑。
“姐姐想画画或是弹钢琴，你大了想做什么？”她问我弟弟。
他默然半晌，方低声道：“想开车。”
她笑了。“你想做汽车夫？”
他不作声。当然我知道他不过是想有一部汽车，自己会开。
“想开汽车还是开火车？”
他又沉默片刻，终于答道：“火车。”
“好，你想做火车司机。”她换了个话题。
女佣撤去碗筷，泡了一杯杯清茶来，又端上一大碗水果，堆得高高的，。我母亲和姑姑新近游玄武湖，在南京夫子庙买的仿宋大碗，紫红瓷上喷射着淡蓝夹白的大风暴前朝日的光芒。
她翻箱子找出来一套六角小碗用作洗手碗，外面五彩凸花，里面一色湖绿，装了水清澈可爱。
“你喜欢吃什么水果？”
我不喜欢吃水果，顿了顿方道：“香蕉。”
她笑了，摘下一只香蕉给我，喃喃地说了声：“香蕉不能算水果。像面包。”
替我弟弟削苹果，一面教我怎样削，又讲解营养学。此外第一要纠正我的小孩倚赖性。
“你反正什么都是何干——”叫女佣为某“干”某“干”，是干妈的简称，与湿的奶妈对立。“她要是死了呢？当然，她死了还有我。”她说到这里声音一低，又轻又快，几乎听不见，下句又如常，“我要是死了呢？人都要死的。”她看看饭桌上的一瓶花。“这花今天开着，明天就要谢了。人也说老就老，今天还在这里，明天知道怎样？”
家里没死过人，死对于我毫无意义，但是我可以感觉她怕老，无可奈何花落去，我想保护她而无能为力。她继续用感伤的口吻说着人生朝露的话，我听得流下泪来。
“你看，姐姐哭了。”她总是叫我不要哭，“哭是弱者的行为，所以说女人是弱者，一来就哭。”但是这次她向我弟弟说，“姐姐哭不是因为吃不到苹果。”
我弟弟不作声，也不看我。我一尴尬倒收了泪。
我从小在名义上过继给伯父伯母，因为他们就只一个儿子，伯母想要个女儿。所以我叫他们爸爸姆妈，叫自己父母叔叔婶婶。后来为了我母亲与姑姑出国一事闹翻了——我伯父动员所有说得进话去的亲戚，源源不绝北上做说客，劝阻无效，也就不来往了，她们回来了也不到他们家去。我们还是去，但是过继的话也就不提了。不过我的称呼始终没改口。我喜欢叫叔叔婶婶，显得他们年青潇洒。我知道我弟弟羡慕我这样叫他们，不像他的“爸爸妈妈”难以出口。
有一天有客要来，我姑姑买了康乃馨插瓶搁在钢琴上。我听见我母亲笑着对她说：“幸亏小煐叫婶婶还好，要是小煃大叫一声‘妈’，那才——”
其实我弟弟没响响亮亮叫过一声“妈妈”，总是羞涩地嗫嚅一声。
关于倚赖性，我母亲的反复告诫由于一曝十寒，并没见效。七八年后我父亲还愤愤地说：“一天也离不了何干，还要到外面去！”
但是当时她那一席话却起了个副作用，使我想到死亡。那时候我们住白粉壁上镶乌木大方格的光顶洋房，我姑姑说“算是英国农舍式”。有个英国风的自由派后园，草地没修剪，正中一条红砖小径，小三角石块沿边，道旁种了些圆墩墩的矮树，也许有玫瑰，没看见开过花。每天黄昏我总是一个人仿照流行的《葡萄仙子》载歌载舞，沿着小径跳过去，时而伸手抚摸矮树，轻声唱着：
“一天又过去了。
离坟墓又近一天了。”
无腔无调，除了新文艺腔。虽是“强说愁”，却也有几分怅惘。父母离婚后，我们搬过两次家，却还是天津带来的那些家具。我十三岁的时候独自坐在皮面镶铜边的方桌旁，在老洋房阴暗的餐室里看小说。不吃饭的时候餐室里最清静无人。这时候我确实认真苦思过死亡这件事。死就是什么都没有了。这世界照常运行，不过我没份了。真能转世投胎固然好。我设法想象这座大房子底下有个地窖，阴间的一个闲衙门。有书记录事不惮烦地记下我的一言一行，善念恶念厚厚一迭账簿，我死后评分发配，投生贫家富家，男身女身，或是做牛做马，做猪狗。义犬救主还可以受奖，来世赏还人身，猪羊就没有表现的机会了，只好永远沉沦在畜生道里。
我当然不会为非作歹，却也不要太好了，死后玉皇大帝降级相迎，从此跳出轮回，在天宫里做个女官，随班上朝。只有生生世世历经人间一切，才能够满足我对生命无餍的欲望。
整个人生就是锻炼，通过一次次的考验，死后得进天堂与上帝同在，与亡故的亲人团聚，然后大家在一片大光明中弹竖琴合唱，赞美天主。不就是做礼拜吗？学校里每天上课前做半小时的礼拜，星期日三小时，还不够？这样的永生真是生不如死。
但是我快读完中学的时候已经深入人生，有点像上海人所谓“弄不落”了，没有瞻望死亡的余裕，对生命的胃口也稍杀。等到进了大学，炎樱就常引用一句谚语劝我：“Life has to be lived.”勉强可以译为“这辈子总要过的”，语意与她的声口却单薄惨淡，我本来好好的，听了也黯然良久。
但是毕业前一年准备出下年的校刊，那时候我还没完全撇开死亡这问题。虽然已经不去妄想来世了，如果今生这短短几十年还要被斩断剥夺，也太不甘心。我填表总想语不惊人死不休，因此甘冒贪生怕死的大不韪，填上“最怕死”。
（《收获》杂志授权）
图片来自网络
编辑制作：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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